lonely

　　（上接C03版）
　　執著
　　國事之外還有自己的事
　　“中國人更有必要接受理性主義，因為只是訴諸常識的話，反思不夠，那些被諷刺了無數次的可笑的事物，仍然存在，其根基在哪裡？還是需要深層次的理性分析。”
　　1982年，鄧曉芒成為了一位大學教師。當年，劉道玉校長正在武大展開教育改革，教學風氣為之一變。“據說，哲學系一個老師講哲學原理，講到最後，只剩下一個班幹部在那裡聽。這就是劉道玉先生治下學生自由化的表現。”說完，鄧曉芒呵呵笑了起來。
　　象牙塔之外，社會已風起雲涌。在鄧曉芒眼中，八十年代是一個開放時代，“解放思想”是時代的關鍵詞，“外面的東西儘管讓它進來，不停地引進、介紹，不要急於去批判，要從其中吸取有用的東西，最終的目標是振興中華。”
　　這被認為是繼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第二次啟蒙運動。“八十年代啟蒙運動的模式和五四運動的模式是一樣的，只是任務不同，前者是要振興，後者是要救亡。”鄧曉芒說。
　　在啟蒙思潮中，學界提出了不同的途徑，有的學者鼓吹自由主義，有的強調新威權主義，有的主張重新發揚五四精神，但他們的目標一致，都想以此振興國家，“誰也免不了，恐怕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心態”。當時，產生了一批文化偶像，人們對李澤厚、劉小楓、甘陽等學者趨之若鶩，鄧曉芒讀了劉小楓的《詩化哲學》一書後感覺“大開眼界”。
　　今年四月，在一次演講中，鄧曉芒提出：“第二次啟蒙的總體傾向可以概括為這樣一種狀態，知識精英眼睛朝上，希望自己的大聲疾呼能夠在民眾中引起轟動，最終被掌權者聽進去，當然也代表人民說話，但是他們只代表了人民對領導和上面政策的消極等待。”
　　對於學界的這種普遍狀態，上世紀90年代，鄧曉芒展開了反思與批判，他認為把政治當作第一生命的心態存在明顯局限：“不只有家事國事天下事，還要有自己的事，你不能談著這些，自己就沒事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事，中國向何處去，取決於每個中國人向何處去。”
　　對這種反思本身，鄧曉芒也進行了反思：“我們經歷坎坷，曾經全心全意相信某些東西，跌入到萬劫不復的境地之後才展開反思。這和七十年代出生的學者完全不同，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什麼東西，但又可能已經被洗腦了，很尷尬。”
　　在啟蒙運動中，鄧曉芒扮演的角色是譯介德國哲學。他認為，啟蒙至少可以概括為兩種方式，一種是英國經驗主義的訴諸常識，“講話講究邏輯，揭穿一切虛偽虛假的東西，易於理解接受”，另一種是德國理性主義的理性分析。
　　“中國人更有必要接受理性主義，因為只是訴諸常識的話，反思不夠，那些被諷刺了無數次的可笑的事物，仍然存在，其根基在哪裡？還是需要深層次的理性分析，德國哲學就能提供分析方法。”鄧曉芒著力倡導理性的回歸。
　　無奈
　　無人響應的呼聲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啟蒙如同曠野上的呼聲，沒有人響應。啟蒙的聲音忽然就沉寂了。因為當時的人們把啟蒙只是看作一種技術性的方法，一種策略。沒有在理論層面從人性的普遍本質中尋找根據。如今，啟蒙更應該重新起步。
　　不僅在學界，在課堂上，理性的回歸也成為某種共識。在武漢大學任教，鄧曉芒感受到學生對理性思維訓練的強烈需求。“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人來上我的課。”鄧曉芒笑了笑。
　　學生的渴望，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日漸稀薄。這一時期，市場經濟大潮泥沙俱下，農民進城，知識分子下海，時代關鍵詞變成了“欲望”，鄧曉芒則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九十年代。“這個時候，教學最不景氣，學生很少向學，對哲學感興趣的學生少得多了，基本上沒有第一志願報考哲學系的，文科生很多人報的是經濟、新聞、法律等專業。”鄧曉芒說。
　　回望這段歷史，哲學在社會的口號聲中逐漸退往邊緣，學者政治上的追求已經被證明無效。鄧曉芒深感無奈：“上世紀九十年代市場化大潮中，離開了政治，不能被權力賞識，學術上的追求就好像沒有了意義，所以，很多知識分子只好去賺錢。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劣根性，太講求治國平天下。”
　　在學院體制內，鄧曉芒秉承自我，巋然不動，存摺上長期只有兩塊錢，也不到外校去兼課。“人們沒有回到自我，而是回到了物欲。我並不反對物質追求，但物質追求要有一個基礎，就是你對人生有所思考，如果沒有，你就失去了自我，成了動物。”
　　自然而然，八十年代的風雲已經消散，在鄧曉芒眼中，“九十年代的啟蒙如同曠野上的呼聲，沒有人響應”。“八十年代啟蒙運動的弱點就是沒有在理論層面從人性的普遍本質中尋找根據，因此，進入九十年代，啟蒙的聲音忽然就沉寂了，為什麼會忽然沉寂？因為當時的人們把啟蒙只是看作一種技術性的方法，一種策略。”鄧曉芒解釋道。
　　時代的變化，啟蒙的失落，在文學領域也產生了重大影響，“自從80年代末開始，文學愈是向自己的本性即純文學復歸和深入，便愈是發現自己與傳統人文精神的疏離”。與此相應，九十年代的文學飄零無主，“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文學現象，即以王朔為代表的‘痞子文學’和以張承志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義’”。
　　1998年9月，鄧曉芒出版了《靈魂之旅》一書，探討的是“九十年代文學的生存境界”。在序言中，他寫道：“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基本上還是一個擺脫‘文革’意識形態話語、重新認同傳統人文精神的階段，那麼，到了90年代這一階段，則明顯地體現了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失落。”
　　文學評論家樊星曾和鄧曉芒一起參加過知青聯誼會，都曾在武漢大學教書。對於鄧曉芒《靈魂之旅》一書中的觀點，樊星表示：“他的解讀和文學評論家不一樣，他以批判為主，只肯定了兩個作家史鐵生和殘雪，所有的批判都歸結為戀母情結，雖然有新意，但多少失之偏頗。”據說，鄧曉芒還把評論郵寄給了當事作家，以加深評論者與作者之間的交流對話。
　　與此同時，不斷有人提出要重返八十年代。鄧曉芒認為，啟蒙應該重新起步，但在某種意義上，“重返”不可能，而且沒有必要，我們能夠做的是：“拿出八十年代面對西方文化時的那份好奇心，把啟蒙精神往前推進一步，要在知識界關註這個問題，不要以為它陳舊，那是你還不曾真正掌握的東西。”
　　期待
　　啟蒙應該是低調的
　　“啟蒙不應該是暴風驟雨式的，這會把其他東西席卷進來，衝撞了啟蒙本身。啟蒙應該是低調的，有一個想法分享出來，人們能通過它來爭取自己的權利，這就可以說達成了啟蒙。”
　　新世紀以來，啟蒙思想潤物無聲，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法學學者賀衛方認為這才是啟蒙應有的狀態，他對記者說：“在這個時代，所謂的啟蒙是有分工的，它跟民眾對接，但又提供專業意見，比如在藥家鑫案件的討論過程中，你會發現專業分析與一般民眾的情感表達存在很大落差。”
　　“啟蒙不應該是暴風驟雨式的，這會把其他東西席卷進來，衝撞了啟蒙本身。啟蒙應該是低調的，有一個想法分享出來，人們能通過它來爭取自己的權利，這就可以說達成了啟蒙。”鄧曉芒解釋道。
　　2008年，在《讀書》雜誌上，鄧曉芒和同門師兄許蘇民展開了一場關於啟蒙的論戰。他的《啟蒙的進化》一文，提出啟蒙有自己的進化過程，五四時期只是起步，八十年代的啟蒙更為開放，但沒有跳出過去的模式，因而中國需要第三次啟蒙。
　　在一篇題為“當代中國的第三次啟蒙”的演講中，鄧曉芒認為，第三次啟蒙正在發生，“最大的特點就在於不再是少數知識精英從國外引進一套最新知識體系改造社會文化，而是中國社會從根基上發生變化”。
　　2009年12月，鄧曉芒轉會華中科技大學，在那所理工科學校，報考哲學系的學生人數在增加，“情況好多了”。儘管這隻是教育界一個微小的變化，但已經能夠反映出當下社會的總體變化。在更廣闊的領域，雖然沒有明確的啟蒙旗號，但是在用啟蒙思想解決現實問題，“比如網絡輿論的形成，憲政的討論，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時人們的關註、參與、維權幫助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知識分子漠然以對，便是失職”。
　　有評論者認為，在當前環境下，啟蒙者看起來似乎不知所終，啟蒙也找不到對象，事實上，啟蒙者和啟蒙對象都蘊藏在民間，在時代的細枝末節之處發生。在鄧曉芒看來，到處都有啟蒙的對象，“比如大學生、農民工，抗強拆的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比比皆是。”
　　萬聖書園創始人劉蘇里則對記者說：“最應該啟蒙的，是當年那些啟蒙者，有些人糊塗得不行了。”劉蘇里完全贊成鄧曉芒啟蒙的進化的觀點，但他提醒，談論啟蒙不能忽視社會政治意義上的改革，兩者相輔相成。
　　啟蒙對象在民間，鄧曉芒倒選擇做一個書齋里的學者，且樂在其中，“我經常說，要像盧梭、康德那樣在書齋里做學問，中國正缺乏這樣的人。”互聯網的發達，幫助他解決了現實感的局限，每年寒暑假，他都會回到長沙，看望老母親，和知青朋友聚會，“這也加深了我對現實社會的瞭解”。在和母親看電視時，他偶爾會感動落淚。
　　鄧曉芒並不是直接面對底層，而是希望影響知識界：“我試圖給大家造成一種印象，如果你們要進行啟蒙，就要關註底層民眾。我希望在知識界形成這樣一個共識，雖然現在還沒有形成。”
　　沒等記者提問，鄧曉芒緊接著說：“會形成的，從中國當代的發展進程來看，必然會形成。”　　（原標題：鄧曉芒 啟蒙的自我進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