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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發生在北京站售票廳的“割喉案”，信用貸款於近期一審落槌，身患精神疾病的行凶者被判死緩。該案的主審法官，即本文作者，講述了案件背後三個同樣受傷害的家庭。
　　北京站“融資割喉案”背後的三個家庭
　　文/王鼎
　　“被告人歐彬月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房屋貸款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13年9月5日，當法槌重重地落下，備受關註的北京站售票廳凶殺案塵埃落定。作為該案的主審法官，我清楚地知道，這一紙判決背後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3個月的審理、9000公里的實地探訪，透過這起看似普通的凶殺案，我看到了案件背後的三個家庭以及由此案折射的社會問題。
　　無辜室內裝潢旅客慘遭毒手
　　“報告！”順著這個小而無力的膠原蛋白聲音望去，一名瘦小枯幹的男子雙手抱頭站在北京鐵路看守所審訊室的門口。他面色蠟黃，高高的顴骨深埋了惶恐的眼神。即使已經對全部案卷材料瞭然於胸，我仍然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眼前這個身高不足1.6米、身體羸弱的男子，竟然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北京站售票廳凶殺案。
　　這名男子叫歐彬月，廣東省雲浮市新興縣人，42歲。2012年7月的一天，他拿著母親僅有的1700元積蓄隻身北上，先後在河北、北京等地流浪，靠撿拾垃圾維持生計。2012年9月6日凌晨3點多，歐彬月潛入北京火車站二號售票廳內，用隨身攜帶的長達30釐米的菜刀向正躺在地上睡覺的被害人王曉雪、汪東亮頸部、胸部猛刺數刀，導致兩人當場死亡。這起事件後被媒體稱為“割喉案”。
　　“你為什麼要殺害那兩名被害人？”我急切地想解開這起凶殺案背後的謎團。歐彬月停了半餉，才開始斷斷續續地回答。
　　原來，2012年9月5日晚上，歐彬月在北京站售票廳的垃圾桶找吃的，偶然“聽見”一男一女打電話時都講到他媽媽的名字，並說要殺害他媽媽。歐彬月當時很害怕，於是想到了殺人。他跑到崇外大街一家超市買了一把菜刀，之後返回北京站，但卻怎麼也找不到剛剛打電話的那兩個人。此時已是第二天凌晨3點，歐彬月在售票廳亂轉，看見好多人在地上睡覺。他在睡覺的人群中發現了一男一女，於是就把他倆殺了。
　　“你殺害的那兩個人是前一天打電話的那一男一女嗎？”我問道。
　　“不是！”歐彬月回答得很快，嘴角還露出一絲詭異的笑容。
　　歐彬月的回答讓我再次深陷疑雲：“那你為什麼要殺他們？”問題似乎又回到原點。歐彬月緩緩地抬起頭，看著我說：“因為我就想殺人。”
　　一份精神病司法鑒定意見書揭開歐彬月為何“就想殺人”的謎團。經鑒定，歐彬月患有精神分裂症，2012年9月6日實施殺人行為時受所患精神疾病的影響，辨認和控制能力不完整，評定為限制責任能力。
　　事實上，被歐彬月殺害的王曉雪、汪東亮互不相識，只是事發時都躺在售票廳內小憩，相隔數米。而行凶者歐彬月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其殺人的目的只是為了保護遠在千裡外的母親。
　　歐彬月殺人後立刻逃離現場，之後到朝陽門派出所投案自首。用他自己的話說：“事後把凶器扔在路邊的花池子里，然後順路一直走，看見派出所就進去了。”
　　一個無力管束的被告人家庭
　　當所有的案件事實都呈現在我面前時，出於職業習慣，我更渴望探究案件背後的真相。歐彬月的生活環境如何，是否具有精神分裂症的既往史，是否具備有效的家庭和社會監管？當我走進歐家所在的新興縣州背村時，這一系列問題都有了答案。
　　新興縣距廣州市區百餘公里。由於其地處廣東省西部山區，路況較差，加之夏天多雷雨天氣，這一段路我竟開車走了四五個小時。在當地公安局派出所民警的帶領下，我穿梭於迷宮般的州背村，終於在一間平房前停下了腳步，這就是歐彬月的家。
　　歐彬月的母親顧美鳳將我迎進屋內。雖然我早有心理準備，但屋內的陳設還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這是一間簡陋至極的房屋，一隻鎢絲燈泡維繫著整個房屋的照明，唯有屋頂疏漏的瓦片透進幾縷光亮。目之所及沒有任何家電，牆上貼滿泛黃的報紙，唯一的一張床還是用磚頭砌起來的，八九平方米的房間內堆滿了撿來的廢舊塑料瓶子。顧美鳳告訴我，這些瓶子就是她的生活來源。
　　據顧美鳳介紹，歐彬月是她的三兒子。從1995年開始，歐彬月便突然莫名其妙地發瘋，她懷疑可能和家族遺傳有關，因為歐家有幾位遠親也患有精神病。患上精神病後的歐彬月性情大變，他總是懷疑父母在他的飯菜里下毒，有時還會無緣無故地毆打父母。後來，由於他經常在村裡打人，先後兩次被送到肇慶市醫院強制治療，但病情一直沒有好轉。2000年，歐彬月的父親去世了，歐彬月便一直由顧美鳳一個人看護。顧美鳳為了防止歐彬月傷人，曾經用鐵鏈將他鎖在家中，但好幾次都被歐彬月逃脫了。後來，歐彬月威脅顧美鳳說如果再用鐵鏈拴他，就殺了她。
　　說話間，顧美鳳拿出幾個藥盒，這是歐彬月每日要服用的藥，藥盒上還寫著每日的用量。顧美鳳還告訴我，她今年77歲了，想管教歐彬月也已經力不從心。歐彬月的兩個哥哥都成家出去單住，除了交給顧美鳳一間每月可收取300元租金的房屋外，很少過來照顧他們娘兒倆。
　　當我向顧美鳳介紹了歐彬月殺人的基本案情和兩名被害人的家庭情況後，顧美鳳終於忍不住哭了起來。她說，作為一位母親，看到自己親手拉扯大的孩子做了這樣的壞事，她特別傷心。但她實在是管不住歐彬月，兩個哥哥也不願意管他們這個愛惹事的弟弟。現在事已至此，只能對被害家庭表示深深的歉意。顧美鳳指著自己簡陋的房子說：“法官，你也看到了我的居住條件，我是想賠償被害人，但實在拿不出錢來。”
　　顧美鳳所說的情況得到了州背社區居委會治保主任黎增洪的進一步證實：“歐彬月有近20年精神病史了，我們居委會要求家屬對他妥善監護，並出錢幫他家做了鐵門、鐵窗。歐彬月父親過世早，只有母親一人每天給他吃藥、做飯。可她年歲太大，連自己都照顧不了，哪有精力看管一個精神病兒子啊！自從村民得知歐家出了殺人犯，顧美鳳都不敢出門了。作為母親，她承受不起鄉親對她的評論。”
　　兩個瀕臨崩潰的被害人家庭
　　帶著顧美鳳對被害人家屬的愧疚，我趕往被害人之一王曉雪的老家——河北省沙河市西許莊村。
　　剛剛邁出校園大門的王曉雪，為了節省一晚的住宿費，瞞著父母睡在了北京站的售票廳內。沒想到，這一晚，她花一樣的生命被歐彬月奪走了。
　　王曉雪年過花甲的父親王益發緊緊地握住我的手，雙眼儘力地擒住淚水，欲言又止；王曉雪的母親則躲在房屋的角落不住地啜泣，不斷地問我為什麼被害的是她的女兒。他們始終無法釋懷女兒的離世，向我細數女兒的優點。
　　作為法官，我依照程序向王曉雪的父母釋明瞭相關的法律權利，之後，我便不再說話，只是靜靜地聽他們訴說。因為在這種時刻，我想我更應擔當的是一個傾聽者。
　　王益發說，王曉雪是全家人的驕傲，作為普通農民家庭的女兒，她是全家族同輩中唯一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孩子。就在事發前4天，王曉雪還打電話告訴父母，她已經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收入頗豐的工作，打算上崗前先回老家看望他們。王曉雪的父母在欣慰和期待中度過了那4天。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北京鐵路公安處的一通電話。
　　2012年9月7日，王益發在北京999急救中心的太平間內見到了自己的女兒，年邁的他老淚縱橫，泣不成聲。直到現在，王益發和妻子都想不明白，那天晚上，女兒為什麼會睡在售票廳里。他們表示，雖然家庭並不富裕，但也不至於讓女兒睡在那裡。
　　悲劇也轟然降臨在貴州省西部山區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那是被害人汪東亮的老家。
　　2012年9月5日，22歲的汪東亮在北京準備乘坐第二天的火車前往溫州。勤儉持家的他打算在北京站售票廳打地鋪睡一宿。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夜睡去後，他就再也沒有醒來。
　　汪東亮的遇害使得原本困苦不堪的家庭雪上加霜。汪東亮的母親患有肝硬化併發腹水癥狀，每個月僅藥費就要花掉幾千元；他的父親汪靜海靠著一畝三分田維持生計。這個家，唯有汪東亮常年在外打工貼補家用。而如今，汪家只能通過親朋好友的接濟支付高昂的藥費和治療費用，汪家很是希望能通過被告人歐彬月的經濟賠償來緩解巨額貸款。
　　為了做好附帶民事工作，我本想趁汪母在貴陽住院治療期間進行探訪。但就在我出發前兩天，汪靜海打電話告訴我，由於他們實在無力支付住院費用，只能放棄治療回六枝特區老家休養。於是，我的目的地由貴陽改成六枝特區下屬的岩腳鎮。火車、長途客運汽車以及乘坐摩托、三輪車在山間石路上近1小時的顛簸，我終於來到了汪靜海所在的村落。
　　當時正值雨季，我順著泥濘的山間小路深一腳淺一腳、十分艱難地來到汪家。這是一間半山腰的石屋，汪母坐在門前的板凳上，面色銹黃，見到我就放聲痛哭，汪靜海低頭抽著煙。當他們得知被告人家庭困難無力賠償經濟損失時，汪靜海閉上眼睛，絕望的眼淚從臉上滑過。
　　脫韁的精神病被告人受刑
　　2013年8月20日，這起頗受關註的北京站售票廳“割喉案”在北京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公開開庭審理。
　　在整個庭審過程中，歐彬月始終表情木訥，半閉著眼睛呈神游狀態。只有公訴人提到他的名字時，他才受驚般身子一顫，隨即睜眼看向發言者。對起訴書中指控的罪行和罪名，歐彬月均表示無異議。面對當庭播放的凶殺過程監控錄像，當其他觀看者不禁低聲驚呼時，坐在被告人席上的歐彬月仍舊低垂著腦袋，兩手不斷敲擊著大腿，偶爾抬頭看著自己行凶的畫面，滿臉的漠然。
　　9月5日，法庭對歐彬月進行宣判。
　　“被告人歐彬月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聽到判決結果，歐彬月註視著自己的腳尖，身體仍然不停地抽動著。
　　“歐彬月，關於判決結果你有何意見嗎？”依照程序，我開始向他進行判後釋法工作。
　　“我服從法院的判決。”歐彬月回答得異常冷靜。
　　“本案兩名被害人與你素昧平生，你沒有任何原因使用菜刀多次猛刺被害人的頸部和胸部，造成二人當場死亡。因為你公然在北京火車站售票廳內行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鑒於你的犯罪性質特別惡劣、手段特別殘忍、後果特別嚴重，理應判處死刑。但是，考慮到你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實施犯罪行為時辨認和控制能力有所降低，僅具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況且在案發後能夠自動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如實供述所犯罪行，因此，結合以上各種情節，對你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刑罰。”我向其解釋完判決理由後略作停頓，繼續說道：“你一時的失控，使兩個正值青春年少的生命永遠地消逝了，你所謂的保護母親卻使你的母親老無所依，更使得兩個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遭受難以承受的傷痛，你後悔嗎？”
　　歐彬月長嘆一聲，低聲說道：“很後悔。”通過他的支字片語，我瞭解到他沒有勇氣對受害人的家屬說對不起。這句“很後悔”，已無法輓回兩位逝者的生命，更無法撫平三個家庭所遭受的創傷。(本文除被告人外，其他當事人均為化名)
　　案後思考
　　悲劇是否就此終結？通過查閱相關資料，我瞭解到近年來精神病患者殺人、傷人事件屢見不鮮。究其原因，是精神病患者缺少有效的家庭、社會監管，特別是患有精神病的流浪者在城市間流動的問題日益嚴重。
　　隨著精神病患者的監護管理問題步入公眾視野，社會相關管理部門也開始反思現行管理機制所存在的缺陷。2013年5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更為加強精神障礙患者治療、保障精神障礙患者權益和促進精神障礙患者康復提供了堅實有力的法律保障。
　　隨著精神病患制度的建設和不斷完善，希望這樣的人間悲劇不再重演。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13年11月上半月期)
（編輯：SN054）